6月8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成功实施华中地区首例基于侵入式脑机接口术中监测系统的精准手术，用于治疗难治性癫痫。术后近一个月，患者癫痫发作已完全停止，顺利回归正常生活。此项技术突破标志着湖北省癫痫精准诊疗工作正式进入侵入式脑机接口临床应用新阶段，为华中地区难治性癫痫患者提供了全新的治疗方案。

近年来，该院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连续14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每年都超过100项，累计13项成果荣获国家级科技进步奖、发明奖和自然科学奖二等奖，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打破科研转化壁垒，实现创新加速临床落地并反哺医院可持续发展，被业内称作科学创新的“同济现象”。

医学创新的“同济现象”何以形成？支撑起所有改变的，是三句朴素信条：

给每一种特质适配一方舞台，不拿同一把尺子去丈量所有生长；

让制度跟着现实的问题改，而不是让人等着规矩来；

不是望见希望才选择奔赴，而是在日复一日的坚持里，亲手拼出前路的光亮。

破局

尊重每一个医学创新者的独特性

陈孝平院士为普及“陈氏胰肠吻合术”走遍中国。

任何一个科研生态的起点，都是人。但对于一家拥有数千名医生、数十个临床科室的大型医院而言，最大的痛点恰恰是：如何不让任何一个人被埋没？

神经内科的秦川教授是一位完全由本土体系培养的博士，毕业留校工作10余年。在外界看来，这样的履历似乎缺乏“国际视野”。但她的感受截然不同：“无论是像我这样本土培养的人才，还是引进来的高层次人才，医院都给了非常多的科研和临床支撑。”

来院之初，作为“科研小白”，医院给予的“院优青”项目让她有了从事科学研究的启动基金。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医院的各项新政策，如“拔尖人才专项资助”“高水平成果延续资助”等接续落地，为深耕原创性前沿研究筑牢坚实保障。

科研处处长何凡道出了背后的逻辑：“对于做基础研究的年轻人来说，成果可能需要5到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显现，需要坐得住冷板凳。”为此，医院聚焦国家战略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构建了一套覆盖全职业生涯的自主资助体系——从刚步入职场的青年医生获得启动支持，到承担科研项目后享受“松绑”式的科研假期，再到成为拔尖创新人才后得到持续资助，乃至通过“揭榜挂帅”的方式攻克重大科学难题。

泌尿外科的谌科医生对此感触很深。2020年左右，他回国已三四年，在肾脏肿瘤早期诊断方向遇到瓶颈：“第一没有经费，第二也没有标本。”彼时，他还不是同济医院的员工。但同济医院泌尿外科主任王少刚教授在一次次学术会议上反复关心他：“你的研究很有意思。”正是在这种持续的“被看见”中，谌科回到了同济。“这里精细化的、个体化的管理让每一个不同方向的人，都能找到自己未来的发展之路。”谌科说。

这句话，几乎可以被视为同济人才战略的注脚。它不是“千人一面”的考核，而是“一人一策”的托举。正是这种精准滴灌式的培养模式，让每一位医学科学家都能在最擅长的赛道上深耕细作，最终实现人才成长与学科发展的双向奔赴。

所谓破局，破的正是“零和博弈”的困局，转而创造“正和博弈”的生态。

解局

发现问题随时解决，让冷板凳变暖

汪道文教授（右一）正在查房。

然而，仅有经费和项目远远不够。科研的本质是与未知搏斗，与失败为伴。更大的痛点是：当研究者陷入困境、当制度跟不上需求、当跨学科协作无从下手时，这个生态是否依然“有温度”？

血液内科唐玉婷教授以人才引进方式从美国回国，她此前在国外待了9年。当年在国内读博时，她与导师周剑峰教授共同发现了一个临床现象——一种罕见白血病患者血清中某个因子异常升高，但当时国内条件有限，无法深入探究。后来，在国家的政策支持和导师的鼓励下，她得以出国深入探索这一未知领域。

唐玉婷说，在同济，制度是为“人”和“问题”而创新的。回国后，她感受到的不仅是平台的完备，更是科研团队和临床团队之间的沟通渠道非常通畅。她所在的血液内科，每周都有组会，科研人员和临床医生坐在一起，“这对于发现新的临床问题和科学问题非常关键”。

但真正的考验，往往发生在“走不下去”的时候。

心血管内科的汪道文教授是国内心肌炎领域的顶尖专家。他坦言，自己最大的愿望是搞清楚中国心肌炎的流行病学真相——“有百分之七八十的患者根本就没有诊断出来。”他想做大规模流行病学调查，但找不到地方立项，因为很多项目在60岁以上就不能申请了。

“很多资深专家恰恰在60岁后进入学术的黄金期。持续参与重大项目、有突出成绩的老专家，应该有另外的评审机制。”同济医院的回应不是墨守成规，而是在制度与现实的碰撞中寻找解决办法，并最终制定出新的院内政策。“什么叫改革？这就是改革。”汪道文说。

更典型的案例来自王桂华教授——胃肠外科主任，41岁成为医院最年轻的核心专科主任，同时负责医院脑机接口研究院和生物医学中心。他的实验室做的是“肿瘤的神经调节”——研究抑郁症、焦虑等心理状态如何影响肿瘤发生发展。这个方向本身就要求跨学科：神经、免疫、肿瘤、工程。

医院“领航项目”的支持，让王桂华得以将这种跨学科思维从实验室推向临床。他牵头开展一项全国多中心研究，挑战一个困扰外科医生多年的问题：局部晚期胃食管结合部肿瘤的患者，能否不做全胃切除，而是保留部分胃功能？研究成果的发现出人意料——在免疫治疗时代，过度清扫那些没有转移的淋巴结，反而可能帮倒忙。

“做科研，你想的和做的，十有八九不是一回事。”王桂华说，“你做出来的结果和你想的就不一样，怎么办？找到新的方法、新的道路、新的方向，这是我们的日常。”

这种“日常”的煎熬，恰恰需要一个“不冰冷”的制度来托底。同济的做法是：不仅给经费，更给空间、给平台、给协同。

医院从世界医学科技发展趋势、国家战略与社会需求出发，正在实体化建设五大研究院：临床转化研究院、医工交叉研究院、科创研究院、数字研究院、脑机接口研究院。“五大研究院”的成立，是医院为应对并赢得未来医学科技竞争所下的“先手棋”。通过整合基础研究、临床、理工科应用等多个学科专家团队，推动跨学科、跨部门、跨团队真正“融在一起、干在一起”。

“原来我们是单兵作战，现在变成多兵种融合、协同配合。”何凡说。

这种“融合”在同济并非一句口号，而是被一场场实打实的攻坚所验证。

目前，同济医院的脑机接口临床研究已覆盖脊髓损伤、脑卒中后遗症、帕金森病、癫痫等多种神经系统疾病。作为华中地区首个完成半侵入脑机接口植入的中心，数名脊髓损伤患者在脑机接口的辅助下，已经能够完成抓握杯子喝水这一在常人看来微不足道、于他却重若千钧的动作。而在非侵入式路径上，脑卒中康复训练项目已惠及近100例患者，咨询评估门诊接诊超过300人次。从非侵入式的广泛铺开，到半侵入式的精准突破，再到侵入式的前沿探索，同济是国内少数敢于三条技术路线并行推进的医疗机构之一。

“强基，强的是整个‘底盘’，让基础研究、临床需求、工程技术、产业转化在同一套话语体系中对话。当一位医生和一位算法工程师能够共用一套专业名词、共同为一个患者的康复进程而激动时，那种‘多点融合’就不再是组织架构上的拼接，而是一种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力量。”何凡说。

闯局

剪开束缚，在试错中大胆突围

唐洲平教授（左一）团队正在积极开展无创 “脑机接口帽” 康复实验治疗。 （胡冬冬 摄）

如果说前两个环节解决的是“怎么做科研”，那么第三个痛点更为根本：科研的终点是什么？如果只是一篇篇文章，那意义何在？

同济的深刻变化正在明确这一答案。

王桂华的公司——武汉百英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同济医院首家以知识产权作价入股方式孵化的成果转化企业。2021年注册成立，医院以规范化、透明化的机制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这一探索在当时走在了华中地区前列。

如今，这家公司在光谷生物城有两层楼，40多名员工，下辖4家子公司。产品线涵盖医疗器械、新药、脑机接口设备研发等。“医院党委和行政部门经常帮我们想办法、出主意、找资源。”王桂华说。

在国家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的指引下，同济医院鼓励科研人员将临床研究成果转化为惠及患者的创新产品，并确保所有转化程序合法合规。百英诺的创立，正是医院为科研人员搭建成果转化平台、让创新活力在制度保障下充分释放的范例。这种“医院出技术、企业做转化”的模式，既保障了科研人员的合法权益，也确保了国有资产的规范管理，为医疗科技成果走向临床探索了一条可行路径。

同济医院院长胡俊波对此态度鲜明：“医院要做科学家身后的‘护航者’，让有梦想的人敢闯、敢试、敢失败，而不是在起跑线上就被规则束缚。”

这不是个例。马丁院士任首席科学家的凯德维斯公司，专注于妇科肿瘤的早筛早诊和精准治疗，也是类似的模式。近3年，同济医院的专利和转化数量经历了“井喷式”发展。

“5年前，大家对成果转化几乎没什么概念。”感染科副主任王晓晶回忆道。但随着国家对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发展的愈发迫切，医院立刻行动：成立成果转化办公室，开设“成果转化门诊”，建立专门的临床研究中心。“医院很快转向，因为我们有几十年基础研究的积累。”

她提供了一个更宏观的视角。她所在的传染病学科，20多年承担国家重大专项，从“十一五”到“十四五”规划。2023年获批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医院每年给予2500万元的平台建设费用，连续5年。同时，在蔡甸中法新城院区附近，医院投资近10亿元新建医学转化中心，涵盖动物中心、样本库等，今年10月投入使用。

“医院舍得投钱、投资源，为人才铺路，鼓励青年人挑大梁。”王晓晶说，自己就是例证——作为年资很轻的专家，担任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

“第一次我也失败了，第二次才成功。痛苦是长久的，喜悦是短暂的，希望并非孤勇。”王晓晶平静地说，这种“敢”的底气从哪里来？从医院来的。医院鼓励去闯，并不是因为这个事有希望才让做，而是做了才有希望。这正是“赋能”的内核——不仅是给钱、给平台，更是给“试错权”。

医院党委书记唐洲平常常将一句话挂在嘴边：“科研诚信是基石，实验室安全是底线，但制度不应成为创新的枷锁。我们要让‘有组织的科研’既有方向，也有温度。”

【短评】

生态的本质是“土壤”。回望同济医院的这条全链条科研之路，从秦川教授的“本土博士”到谌科医生的“归巢”，从王桂华的“跨界创业”到王晓晶的“挑梁挂帅”——每一个故事的内核，其实都是同一个词：创新生态。

这种生态，化为了一套“精细化、个体化、永远在改进”的制度；化为了一座座研究院、一笔笔经费、一次次协调；更化为了一种深入骨髓的氛围——做科研不是为了应付考核，而是为了解决真问题、做出真产品、救治真病人。

正如唐洲平所说：“同济医院建设国家医学中心、全面建成国际一流医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科技创新的引擎驱动。”而这张生态之网，正在托举起每一束微光，让它们在医学的长夜里，亮得更久、照得更远。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胡雯洁 龙华